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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乘警最后一班岗:守护开往边城的列车安全******

  覃业民在南宁站引导旅客有序上车。 蒋雪林 摄

  (新春走基层)老乘警最后一班岗:守护开往边城的列车安全

  中新网南宁1月11日电(胡宏蒋雪林)K9303次是广西南宁开往边城靖西的公益性列车,覃业民是南宁铁路公安局南宁公安处乘警支队的民警,他已经守护这趟列车8年,1月10日即将退休的覃业民将迎来他从警以来的最后一班岗。

  覃业民(中)在检查消防设施。 蒋雪林 摄

  地处云贵高原东南的广西靖西市与越南接壤,因风景秀美有着山水“小桂林”的美誉。过去由于交通不便,让许多游客望而却步。2016年1月南宁至靖西的K9303次列车开通,列车正常编组仅有6节车厢,全程283公里,运行3小时50分,停靠4个站点,正常票价仅需43.5元,最低票价仅9元,是游客们前往靖西、德保及沿线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覃业民在列车上和一名小朋友交流。 蒋雪林 摄

  “由于这趟车来往于广西南宁和边城靖西之间,经常有越南的旅客乘坐。我们服务外籍旅客,要细致,要让外籍旅客感到舒适安全。”覃业民说,要服务好外籍旅客,就要了解每位外籍乘客的目的地,到站要提醒外籍乘客下车。

  覃业民在查看一名外籍旅客的护照。 蒋雪林 摄

  自列车开通运营以来,覃业民便是这趟列车的乘警。虽然列车开通时间不长,但是覃业民却是个经验丰富的老乘警,在他38年的从警生涯中有着近30年的值乘经验,先后值乘过南宁开往北京、成都等城市的多趟重点列车。“可以说,我的青春是在列车上度过的”覃业民说。

  在广西靖西站,驻站民警黄中驮(左)向覃业民献花。 蒋雪林摄

  列车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社会,形形色色的旅客在车厢内演绎着人生百态。30年间,覃业民值乘过许多列车,其中K9303的条件却是最为特殊的。由于列车票价亲民且直通边境,旅客客流受旅游淡旺季、务工返乡、学生放假等多重因素影响波动较大,而且旅客的人员成分相对复杂,对覃业民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只要上车精神时刻都是紧绷的”覃业民说。

  覃业民手捧献花与列车合影留念。 蒋雪林 摄

  值乘列车以来,覃业民办过许许多多的大小案件,有找回拿错行李的小事,也曾帮助旅客找回丢失的小孩,查获过数千克的毒品大案。

  覃业民在办理退乘手续。 蒋雪林 摄

  “这么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工作被旅客肯定。”据覃业民回忆,前些年的一个春运,有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和很多行李坐车,当时人特别多,车厢里非常拥挤,夫妻两个人为了方便下车分别站在车厢的两头,双方都以为小孩在对方身边,直到下了火车两人碰面才发现小孩不见了。在车上的覃业民接到报警后立即在车厢内寻找,最后发现列车进站时小孩被锁在厕所里。当把孩子送到父母身边时,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让覃业民至今记忆犹新。

  支队领导向覃业民赠送象征着“一身警服、一生荣耀”的警礼服照片。 蒋雪林 摄

  1月10日是中国人民警察节,也是南宁铁路公安局南宁公安处乘警支队乘警覃业民从警30多年的最后一班岗。覃业民的青春年华都奉献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守护成千上万旅客的旅途平安。当天下午5时,从靖西返回的列车安全停靠南宁车站,覃业民顺利完成值乘任务,也给自己的警察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覃业民帮旅客将行李放到行李架上。 蒋雪林 摄

  南宁铁路公安局南宁公安处在车站为覃业民进行了简单的庆祝仪式,退乘后支队领导向他赠送了象征着“一身警服、一生荣耀”的警礼服照片,并为他多年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完)

东西问·解码兔年 | 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敦煌1月20日电 题: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

  中新社记者 丁思

  临近中国农历兔年春节,萌态可掬的兔子造型层出不穷。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存世千余年,绘制了共用三耳、循环追逐的三只兔子,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兔子造型。这一图案,也出现于巴基斯坦赤陶浮雕、叙利亚的多色陶瓷、欧洲教堂彩绘玻璃,乃至一些西方现代建筑中。

  “三兔共耳”的创作源起是什么,有何寓意?为何能在中西广受认同?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视频:【东西问】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目前,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案有多少个?它们的造型、纹样有何不同?

  赵燕林:“三兔共耳”的装饰图案广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各地,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从时代分布情况来看,壁画中“三兔共耳”发端于隋初,流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期,最终消亡于五代。

  莫高窟共发现有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图案。其中,17个绘制在洞窟藻井图案中,4个为天宫栏墙装饰图案,还有1个绘制于藻井垂帐纹,共出现22处,隋代洞窟占比最多,共9幅。

  总体来看,隋代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涩,而至隋代中晚期则极尽繁华,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被认为是该纹样的杰出代表,也是大众最为熟知的一幅。

莫高窟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敦煌研究院供图

  “三兔共耳”的图案主体构成呈圆形,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分布其中,两两共用一耳,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相互追逐,首尾相接,动感十足,造型优美。早期图案中的兔子,以白色居多,唐代逐渐出现了黑色、灰褐等色。

  中新社记者:该图案为何是三只兔子?有何寓意?

  赵燕林:“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寓意。《道德经》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只兔子有往复循环、繁衍生息的涵义。“三”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三兔像是“前世”“今生”与“来世”,有“循环”“轮回”之意。

  同时,古人眼中,“兔”的内涵也很丰富。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物性》中说:“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明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中云:“俗曰:兔无雄,望月而生也。”古人认为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性,只有月亮中的兔子为雄性,加之兔子繁殖能力极强,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西晋傅玄《拟天问》曰:“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又说:“月为阴水,白兔之形”。古人认为月是“阴水”,还是白兔的化身,故《隋书·天文志》说:“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所以,藻井图案中兔子的形象,也有“月神”与“阴水”的意涵,是“以水克火”的延展。

  另外,汉魏以来,图谶瑞应思想极为流行,有着向朝廷进献“祥瑞”的传统。白色的鹿、兔子等世间稀有罕见,是吉祥、祥瑞的象征。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隋初人口相对退减,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藻井是莫高窟洞窟中最为核心的位置,将“三兔共耳”图案绘制在最中央的藻井中,也是寄托了洞窟功德主们的美好愿望。

莫高窟第302窟“三兔共耳”栏墙纹,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有何源起,其创作手法有何特点?

  赵燕林:研究发现,“三兔共耳”图案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纹样十分接近,例如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图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敦盖、漆器上出现的三兽纹等,最为突出的是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以及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纹等。

  其创作手法是中国传统的“共生”,即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同造型元素的相同部分叠加重合在一起,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不破坏单体结构的完整性。中国历代纹样作品中,有大量的共生图案,内涵也多与生命繁衍、祈福相关。

  “三兔共耳”的“共生”创作手法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宇宙观。中国古人重视天文,有星象崇拜,“三兔共耳”有自秦汉以来“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的影子,即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的叠涩构架而成,体现着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

莫高窟第305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及其“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结构示意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的传播路径有无定论?该图案为何也在西方社会受到认同?

  赵燕林: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交融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特征。存世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正是出现在敦煌。

  学界多认为,这一图案是从中国自东向西传播,其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渊薮。有部分学者猜想其源于中原,后从蒙古帝国西征时,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印度、中亚各地传播,后从中亚、西亚向非洲的埃及、欧洲各国传播。也有学者提出,是战争把它带至西方社会。

  该图案究竟源于何处,缘何被带至西方?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月亮当中有一只兔子的传说。

  随着时间演变,“三兔共耳”出现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阿富汗的金属盘、伊朗的托盘、科威特的瓷砖画、德国教堂的钟表、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成为当地宗教、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图饰,沿用至今。

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三兔共耳”浮雕(9—11世纪)。采自《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受访者供图

  该图案对于西方民众意味着什么?一些西方学者做了调查,甚至专门有团队出版了《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等研究文集,他们认为“这幅图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够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吉祥的寓意。由此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是相通的。(完)

  专家简介:

  赵燕林,甘肃省甘谷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在《敦煌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3部。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日本《比较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三兔共耳”相关研究论文5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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