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人力资本家庭创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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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网络经济为视角,关注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决策在地区间的结构性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广义多层次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网络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经济发展整体上有利于家庭创业意愿的提高,但抑制了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效率在城镇家庭样本中较为显著,而在农村家庭样本中表现不明显;另外,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来看,网络经济主要通过信息大众化和扩大机会成本抑制了高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

关键词:网络经济;人力资本;家庭创业决策

一、引言

推动家庭创业是引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增长奇迹,而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逐渐凸显。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新旧动能的转换期间,传统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正处于萌芽之中,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对此,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指出我国现阶段应努力“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鼓励创业正逐渐成为新时代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由于创业者与家庭成员的紧密联系使得创业者特征难以界定,家庭创业问题便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力资本是家庭创业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即便是具有相同特征的家庭和个人也可能做出不同的创业决策,这样的差异性并非是由个人或家庭层面的原因所造成的,结构性因素在其中不可忽视。一个明显的结构性因素就是地区发展差距。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下,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正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各地区网络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否对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决策造成了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广义多层次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力资本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在各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网络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解释了这种差异的26.32%,网络经济发展对家庭创业意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抑制了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意愿的正向作用。由于城镇和农村在信息流通、就业机会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同,本文进一步分城镇和农村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网络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镇家庭中人力资本对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而在农村家庭样本中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城镇与农村在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导致网络经济对高人力资本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不同。在分人力资本样本的回归结果中,网络经济发展显著抑制了高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而促进了低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这主要是通过信息大众化削弱了高人力资本在获取和整理信息方面的优势,同时扩大了创业的机会成本,进而抑制了高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首次以网络经济为视角,关注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在地区间的结构性差异;第二,考虑网络经济抑制高人力资本创业意愿的两种途径:信息大众化和机会成本提高。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家庭创业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层面的特征展开:一是个人层面的特征,包括:人力资本三是制度层面的特征,包括:社会制度。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关注到人力资本在创业决策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部分文献从个人综合认知能力、字词能力、记忆力、数学能力、金融知识、受教育年限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的研究认为受教育年限提升了农村家庭的创业意愿,但对于城镇家庭没有有效影响。运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知识对于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发现金融知识的提升有利于家庭主动创业。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通过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对于提升家庭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利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行业管制对认知能力提升个人创业的影响,认为在管制水平较高的行业中,综合认知能力对个人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管制水平较低的行业中,综合认知能力显著提高了个人创业意愿。具体来看,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路径:第一,人力资本有助于拓宽创业者信息获取渠道,提升创业者搜集、整合信。第二,人力资本有助于帮助创业者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资本积累,有利于增加创业者的初始资本、降低融资约束,使得高人力资本拥有更强的创业意愿。第三,相对于高人力资本,低人力资本对待风险的态度和感知能力不同,低人力资本通常对于市场风险没有较强的认识,而过度的自信会导致其低估创业风险,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创业。同时,Dohmenetal.认为高认知水平的人缺乏耐心,更愿意规避风险,而Benjaminetal认为高认知水平的人更具有耐心。第四,高人力资本通常面临着更多的就业选择,其平均工资水平也要高于低人力资本人群。因此,高人力资本选择创业也就具有更高的机会成本,选择创业的意愿更低。综上所述,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上述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大多研究以人力资本存量为视角进行研究,鲜有文献考虑到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选择影响的结构性问题,对比了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在城乡之间的差异性。研究了行业管制对于综合认知能力提升创业意愿有效性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到地区差距这一结构性问题在家庭创业选择中的重要性。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市之间发展差异巨大,其中,网络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会对家庭创业选择成因产生重要影响。网络经济也可称为互联网经济,是建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上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第一,网络经济发展使得信息的获取和整理更为便捷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人力资本在获取信息渠道偏好等方面的优势。第二,网络经济发展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个人社会资本,对于高人力资本来说,这种联系加强了其集聚效应,有利于信息的流通、创新和积累。第三,网络经济发展有利于金融规模扩大、金融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信息的高度流通也有助于提高自我认识和市场风险的契合度。第四,网络经济催生出新型的商业模式,并且促使传统部门从同质化、低附加值的产业链低端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业价值链高端,大大增加了市场对高级人力资本的需求。就业机会增加,工资水平上涨使得高人力资本创业机会成本增加,进而导致创业意愿下降。可以看出,网络经济通过信息大众化和提高机会成本抑制了人力资本对于家庭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通过扩大社会资本,契合自我认识与市场风险提高了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意愿的贡献。因此,本文从地区差距这一结构性问题出发,探讨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力资本促进家庭创业意愿有效性的影响作用。

三、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研究方法本文旨在考察网络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或抑制人力资本创业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从而对家庭创业决策产生的影响。然而,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宏观层面的变量,而家庭创业决策和人力资本属于微观层面的变量,家庭创业决策、人力资本等嵌套在地区宏观变量下,形成“家庭—地区”两层级数据,如何处理这种分层数据是本研究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传统的回归模型通常选择某一层面进行研究,若在家庭层面上进行研究,一方面,其讨论了由于人力资本存量所引起的家庭创业决策变化,但忽略了网络经济等地区层面变量信息所导致的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决策影响的变化,即仅注重人力资本的“量”对家庭决策的影响而忽略了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同一地区的家庭数据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传统的回归会违背样本相互独立的假定,从而导致犯统计检验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增大。若在地区层面上进行研究,一方面会忽略了家庭创业和人力资本的分布问题;另一方面,会使样本量大大减少,降低统计检验的有效性。广义多层线性模型通过设立系数方程和组间随机变量为研究此类分层数据提供了一个框架,基于广义多层线性模型,为组间随机效应,表示组间差异,age表示户主年龄,edu表示户主受教育年限,Xk表示第k个控制变量,IE表示网络经济发展水平,GOV表示政府干预程度。(二)数据说明本文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包括微观和宏观两部分:①微观数据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覆盖25个省/自治区/市,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并于2014年实际完成样本13947个家庭访谈个案、37147个成人访谈个案,重点关注其经济、人口、教育、健康等情况。②省份宏观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的《互联网发展报告》等。两类数据完全反映了同一时间的情况,可以通过省份编码进行完美的对接。根据本研究所需变量,剔除微观数据调查条目中填写不适用、不知道和缺失数据,并根据宏观数据的可得性,最终得到10694个家庭个案,覆盖23个省/自治区/市①。(三)变量选取与描述(1)被解释变量:将家庭是否选择创业作为被解释变量。在2014年CFPS调查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过去12个月,您家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是=1,否=0)。(2)层一核心解释变量:微观层面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户主人力资本特征,包括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其中,将受教育程度处理为定距变量②。(3)层二核心解释变量:网络经济。目前,国内关于网络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尚未达成一致结论。考虑到网络经济的跨空间性和非排他性,参照波拉特的信息经济学原理[25]以及韩先锋等(2014)[26]的做法,本文认为网络经济主要包括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内容,因而可基于地区网络经济相关产品的供给和需求能力测度地区网络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某一地区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法人单位总数、网页数量、交易与支付平台数量、电信业务总量越大,则该地区网络经济相关产品的供给能力越强;某一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水平、R&D投入、网络数量越大,则该地区网络经济相关产品的需求能力越强。指标体系具体如图1所示,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降维,首先进行可行性检验,KMO检验值为0.725,Bartlett检验的卡方值为364.752,在1%水平下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其次,选取主成分并根据方差解释度进行加权得到因子得分,方差累积解释程度为86.36%。最后,根据式(1)将因子得分的取值空间限定在[0,1]得到地区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其中,IE表示网络经济发展水平,FCA表示因子得分,i表示第i地区。表1报告了各地区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图2为各地区网络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密度估计图。网络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得分最高的三个省市是:北京市(0.8121)、江苏省(0.8120)、浙江省(0.7425),最低的三个省是甘肃省(0.4704)、吉林省(0.4931)和黑龙江省(0.5045)。可以看出东部沿海省市的网络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高,而中西部则较低,东部省市具备较强的国民经济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越的产业结构,对于技术创新、信息化、人力资本等的需求和供给能力较强,不断促进着网络经济发展。在图2中,我国各地区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轻微的两极分化现象,在0.55和0.80处各出现一个“谷峰”,且主要集中在0.55左右,表明我国当前绝大部分地区网络经济的发展水平较为落后。(4)控制变量: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户主是否是少数民族(是=1)、户主是否是党员(是=1)、户主是否是农业户口(是=1)、户主是否是本地人(是=1)①。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为政府干预程度,用财政支出的对数表示。一方面政府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补贴民营企业有利于减少家庭创业成本,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另一方面,过分的政府干预,尤其是国有企业大量的经营性负担会挤占中小民营企业的资源,恶化了个体经营、民营企业的生存难度,导致家庭创业意愿降低。

四、网络经济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分析

首先构建零模型,如式(7)和式(8)所示,以检验模型的可行性。若家庭创业在各省市间的差异程度显著,则应利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进行研究,反之则利用传统线性模型即可;其次,在式(7)中引入微观层面的解释变量,且层二方程式(8)中不含有随机效应,构成模型一;再次,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三个变量的系数方程中引入随机效应构成模型二,检验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选择影响在地区间的差异;最后,若模型二中层二方程的随机效应显著,则引入宏观层面的解释变量构成模型三,以检验网络经济发展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第一层:pr(SUBij=1)=βij(7)第二层:βij=γ00+μ0j(8)其中,i表示第i个家庭,j表示第j个省份,pr(SUBij=1)表示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γ00表示家庭选择创业的平均概率,μ0j表示组间差异。表3报告了基于总样本的网络经济与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回归结果。在零模型回归结果中,组间方差为0.0810,在1%水平下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利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进行研究。模型二在系数方程中引入随机效应后与模型一的回归结果未出现较大差别,在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方面几乎一致,这也验证了本文回归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模型三中,家庭规模对家庭创业选择具有促进作用(0.1671),这是由于较大的家庭规模使得家庭在风险分散、信息获取、知识学习等方面都具有优势。户主为男性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创业(0.2293)。户主年龄越大,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越小(-0.0282),这与已有的大量研究一致(周广肃等,2015;周洋和华语音,2017),青年人通常可以承受更大的风险,也更具有冒险精神。户主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则增加了家庭创业意愿(0.0417),这种促进作用在我国各省份间存在显著的差异(随机效应,0.0022),高人力资本在信息获取渠道偏好、信息处理等方面具有优势,也意味着更高的机会成本,城镇和农村地区在机会成本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不同,下文将分城镇和农村样本进行分析。另外,农村户口家庭也具有更高的创业意愿(0.1631),而少数民族、党员、本地人则没有对家庭创业选择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根据模型二层二系数方程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在截距项和受教育年限的层二方程中引入宏观层面的解释变量。在模型三截距项的系数方程中,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1.7837),网络信息技术催生出新型的商业模式,在创造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的同时,也对于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产生了新的要求,这就倒逼传统产业部门创新、传统劳动力创业。

而政府干预的影响显著为负(-0.1490),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不利于信息在市场中的有效流畅,加剧了创业者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水平,抑制了家庭创业意愿。在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方程中,根据受教育年限的方差缩减比例,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变量解释了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在地区间差异的26.32%[(0.0019-0.0014)/0.0019×100%]。网络经济发展抑制了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创业意愿的贡献(-0.0277)。一方面,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得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更加容易,传统社会仅有高人力资本才能接触到的信息资源,在网络经济时代成为大众产品,这种信息获取渠道的便捷化削弱了高人力资本通过信息获取而对家庭创业选择产生的积极贡献;另一方面,网络经济促使传统部门从同质化、低附加值的产业链低端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业价值链高端,增加了就业机会和劳动力工资水平,尤其是对于高人力资本的需求不断增加,但这也增加了高人力资本选择创业的机会成本。另外,政府干预有效促进了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刺激作用(0.0189)。近年来,政府针对大学生、研究生创业出台了一系列的融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减少家庭创业风险。综上所述,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对家庭创业意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但抑制了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创业选择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城镇和农村在信息流通、就业机会存在的差异可能导致回归结果有所不同。下文将分城镇和农村样本进一步分析。催生出新型的商业模式促使传统部门从同质化、低附加值的产业链低端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业价值链高端。在表3城镇样本的回归结果中,网络经济和政府干预解释了城镇家庭中户主受教育年限影响家庭创业意愿在地区间差异的46.67%[(0.0015-0.0008)/0.0015×100%],而对于农村家庭样本这一数值为78.57%[(0.0014-0.0003)/0.0014×100%]。模型二中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创业选择未产生有效影响,但该影响在区域间产生了显著的差异(0.0015),本文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地区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创业的影响与地区特征高度相关,在系数方程中引入宏观层面的解释变量后,模型三中网络经济与户主受教育年限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940,在5%水平下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而在农村家庭样本中,模型二中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创业意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这与赵朋飞等(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认为这主要是城镇和农村地区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同导致。模型三户主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方程中,网络经济的回归系数未能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而政府干预的系数为0.0453,在1%水平下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

本文认为,网络经济强化了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的差异,由于城镇地区本身具有较强的工业化基础,在网络经济时代下,传统产业通过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不断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高人力资本的支撑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来说则不具有这种优势。网络经济对于农村居民家庭创业选择的刺激作用主要在于信息获取、沟通的便捷化,这主要体现在模型三中截距项方程中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对家庭创业意愿的直接促进作用(0.8577)。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来说,回归结果基本与总样本结果一致。正如下文所述,网络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提升高人力资本家庭选择创业的机会成本,而信息获取渠道的便捷化也降低了人力资本对于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再次分人力资本样本进行分析①。从随机效应来看,网络经济发展水平解释低人力资本家庭创业意愿在地区间差异的10.58%[(0.0397-0.0355)/0.0397×100%],解释了高人力资本家庭创业意愿在地区间差异的10.68%[(0.4559-0.4072)/0.4559×100%],宏观解释变量对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度。从固定效应来看,对于低人力资本样本的回归结果,模型二中,家庭规模、年龄和性别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与总样的回归结果几乎一致,由于年龄和性别的影响在地区间差异都未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因此,模型三中仅在截距项的系数方程中引入宏观层面的解释变量。可以看出,网络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低人力资本家庭的创业意愿(0.8557),而对于高人力资本的回归结果中,模型三中网络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1.4137,且在5%的水平下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这验证了上文得出的结论。对于政府干预来说,政府支出每提升1%,低人力资本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提升0.0016,而高人力资本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则提升0.6616,且都在5%水平下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我国政府部门现阶段对于家庭创业的优惠政策更有利于为高人力资本提供保障,降低其创业风险。本文以网络经济为视角,关注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决策在地区间的结构性差异,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广义多层次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水平在各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网络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解释了这种差异的26.32%,整体上来看,网络经济发展对家庭创业意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但抑制了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②从城乡差异来看,网络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镇家庭中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而在农村家庭样本中则没有显著影响。③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来看,网络经济发展显著抑制了高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而促进了低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网络经济主要通过信息大众化,削弱高人力资本在获取和整理信息方面的优势,同时扩大了高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进而抑制了高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大力发展网络经济的同时,应注重规范市场秩序,保证市场信息的充分性和准确性,均衡创业风险与机会成本,引导和加强高人力资本的创业意愿。

作者:王满仓,葛晶,康建华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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